放眼30年改革开放全过程，回望30年风雨兼程不凡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壮丽恢弘的农村改革发展伟大实践，不但使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且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过去30年农民收入大幅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农民生活水平发生历史性变化。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不仅突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1978年至2007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增加4000多元。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据有关专家分析，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的历程按照增长趋势可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年至1984年，是农民收入高速增长阶段。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改革，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在短短的6年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增长2.66倍，年均递增17.71%。

　　第二阶段为1985年至1990年，是农民收入在波动中缓慢增长阶段。此阶段农民收入波动非常明显，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的397.6元增长到1990年的686.31元，扣除物价影响年均递增2.97%。

　　第三阶段为1991年至1996年，是农民收入回升阶段。从1991年开始，尤其是1992年以后农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农民收入出现了强劲的回升趋势。1991年农民收入比1990年增长了2%，维持了上升态势。1992年农民收入走出了低速徘徊的势头，增速达5.9%。随后几年，农民收入继续稳步增长。

　　第四阶段为1997年至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7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4.6%。1998年增速为4.3%，1999年增速为3.8%，2000年收入增长速度为2.1%。

　　第五阶段为2001年至2003年，是农民收入恢复性增长阶段。进入新世纪，农民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比上年增加113元，增长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影响，实际增长4.2%，扭转了增幅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实现了恢复性增长。

　　第六阶段为2004年至2007年，是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阶段。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农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4年至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6%。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5%。

　　2008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528元，同比实际增长10.3%，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以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

　　据专家分析，农村改革初期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也是当时农民收入高速增长最深刻的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生产制度的变迁，降低了管理成本，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极大地解放了长期受到压抑的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

　　农产品价格的放开使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明显增加。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把统购统销纳入改革议程，从农产品流通领域着手开始了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1985年，中央决定，对粮食和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订购，放开了猪、牛、羊、水果、水产品及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随行就市，实行市场调节。1999年，放开了棉花市场和价格。2004年全面放开了粮食市场和价格，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农产品价格的放开使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明显增加。

　　乡镇企业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乡镇企业是继家庭联产承包之后我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对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带动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变，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而且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来源，为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至2006年，来自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工资水平逐步提高，由人均每年308元增加到8369元，乡镇企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8.2%提高到34.6%。乡镇企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鼓励并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渐恢复并日益活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部署，积极组织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等工作。2004年至2007年，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就培训农村劳动力1230万人，其中85%以上实现了转移就业。同时，不断加强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服务，农民外出务工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人，扣除重复计算部分，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各地继续巩固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我国全面推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不断扩大。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政策措施都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重要源泉。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2003—2007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达1.6万亿元，年均增长17.8%；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2008年“四补贴”达到1028亿元。

　　农民收入要达到年均增速6%以上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这是目标任务中重要的量化指标。这意味着，经过努力，12年后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将比2008年增加1倍，名义收入将达到1万元左右。

　　从实际情况看，确定这样一个量化指标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农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而当前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统计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5年的1.86扩大到2007年的3.33，绝对差距由1985年的342元扩大到2007年的9646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当前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成为“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而且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

　　这个量化指标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增加农民收入的高度重视。对渴盼增收的广大农民而言，这一数字是“真金白银”，也是振奋人心的重大实惠。

　　因此，为了实现到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就要改变农民增收基础比较薄弱的现状，就需要建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要建设现代农业，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以确保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为目标，重点抓好“米袋子”和“菜篮子”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促进种粮农民增产增收。落实国家关于生猪、油料、奶牛生产的各项扶持政策，切实搞好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促进“菜篮子”产品稳定发展。

　　———要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研发和应用。继续大力推动农业科技进村入户。认真组织好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积极发展多元化农业服务组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要加强和改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减支。继续完善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使种粮农民能够获得较多利益。逐步理顺农产品价格，控制农资价格过快增长，努力稳定农业生产成本。

　　———要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着力构建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努力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农民增收的外部条件。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环境。

　　———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性收入。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巩固税费改革成果，严防农民负担反弹。

　　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农民消费水平的大幅提升，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且还能进一步启动农村市场，进而扩大内需，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实现国家规划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农民的消费需求不足。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呢？

　　———大力加强国家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农村公共品是指农村社区集体参与共享的物品或服务，它是相对于由农民或者家庭消费的私用品而言的。农村公共品包括交通设施、农村电网、农村市场、水利设施、文化教育、科技推广、优抚等基础设施和服务。

　　我国长期以来在公共品的供给政策上实行的是城市偏向型政策，使城市人口优先享用社会上的大部分公共品，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增加了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并明确提出今后国家新增公共事业支出要主要用于农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资力度的重大决策，并且已努力落实到实处，如近几年来，国家对农村电网进行投资改造，改善了农村的用电条件，又如从2001年开始，国家实施的节水灌溉、人畜饮水、沼气推广、小水电建设、草场围栏、乡村道路硬化等“农村六小工程”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过，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让农村、农业、农民享受到更多的公共品。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减轻农民负担，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农业要想大发展，农村要想快富裕，根据发达国家的实践，必须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在有了国家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基础之后，要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就必须着力提高农业工业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化。近两年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规范的收费被一一取消，农民保留的收入开始多起来，农民的积极性开始高涨起来，农村经济的势头开始好起来。因此，必须在实施加大农村公共品财政供给的基础上，从制度上、法律上永久保持税费改革的这些强硬措施，使农民负担问题根本无法抬头。

　　———发展农村的社会公益保障事业，把农民的基本消费落到实处。农村社会的公益事业是多方面的，当前主要是指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民文化娱乐事业。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主要指农民优抚、救济等事业。国家虽有一定的公共品基础保证，但并不等于就把这些事业建设成了。所以，政府、百姓、上边、基层还要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付出辛勤的努力才能建设成，才能使百姓真正的享受到。

　　总之，国家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农民消费提高的基石，而农业现代化、减轻农民负担、公益福利事业建设是在这个基石之上的三根支柱，只有在这几者共同支撑下，农民的消费大厦才能构建起来。

　　终结绝对贫困现象

　　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同样是困扰我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据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1479万，已解决温饱但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低收入人口有3550万，两者合计占到农村总人口的6％，西部地区甚至高达13.7％。

　　党和政府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要最终实现十七大三中全会确定的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目标，仍旧任重道远。

　　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群体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关键是要找到一条消除贫困的道路。为此，我国政府提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全面发展”的开发式扶贫为主的道路。过去近3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目前的2000多万，贫困发生率从31％下降到2.5％，按照相同的贫困标准，1981年我国的贫困发生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3.4％，而到了2001年，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尤其显著，最突出的是减贫速度明显加快。2001-2003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03万，低收入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98万；2004-2006年，又分别年均减少250万和689万，减贫速度后三年明显快于前三年。此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纯收入显著增加，从2001年的1277元增加到2006年的1928元，年均递增8.6%；2003-2006年，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四年增幅在6%以上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贫困县整体经济水平有所提高，重点县中一些能源大县、旅游大县和农业结构成功调整的县出现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

　　“大扶贫”格局正在形成。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各行各业、社会各界更加关注贫困地区、关注贫困和弱势群体。在以往主要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和专项扶贫计划推动的基础上，一个“大扶贫”的格局正在形成。财政投入仍是扶贫投入的主体。2001－2007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含以工代赈资金）从100亿元增加到144亿元，累计投入853亿元。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在“大扶贫”格局下，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工作。

　　———在5.7万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全面促进了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实施“雨露计划”提高劳动力素质。2001年以来，对贫困地区240多万劳动力进行了务工技能培训，其中90％实现非农就业。

　　———将产业化扶贫与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科技扶贫相结合，带动贫困农户增收。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的马铃薯和贵州省晴隆县的草畜产业在当地农民收入中都占到30％左右。

　　———扶贫移民改变生存环境。例如山西省石楼县自2004年以来，从扶贫移民项目入手，整合20个涉农部门资金总计1.6亿元，完成了19个村、1969户、9500人的移民安置，改善了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初步建设了种养业基地，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奠定了基础。

　　同时，各地不断完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逐步完善瞄准机制，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将扶贫开发工作重心从县下沉到村，覆盖了80％以上的贫困人口；通过贫困农户建档立卡，摸清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底数。自2002年开始，改进了扶贫资金管理体制，逐步推广了扶贫资金的公示、公告和报账制，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进一步提高。探索解决贫困农户贷款困难的多种途径。2004年开始实行下放贴息权限、“奖补资金”等试点工作，2006年开始利用财政扶贫资金开展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试点，取得明显成效。

　　尽管农村减贫成效显著，但我国扶贫开发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很差，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欠缺的地区。此外，贫困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几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脆弱性明显。要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扶贫开发任务仍很艰巨。为此，扶贫部门确定了近远期目标：到2010年，解决和巩固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同时要把缩小差距和构建和谐社会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满足贫困群众对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基本需求，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使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持续高于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行路、饮水、用电、就学、就医等基本民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人表示，今后中国将继续优化扶贫环境，努力促成区域、行业和社会政策进一步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逐步提高扶贫标准，使更多的贫困人口得到扶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现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两项政策的有效衔接。完善财政扶贫资金与信贷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推进扶贫工作法制化进程。即：

　　———要大幅度增加扶贫开发投入。扶贫工作属于公共服务，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中央财政要继续增加资金投入，在重点支持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和产业开发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地方各级财政，尤其是省级财政的扶贫投入也要随着本级财力的增强而逐年增加。

　　———要进一步推动资源整合。整合的关键环节在县级，重点县要把整村推进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与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与现代农业建设有机结合。

　　———要创新扶贫开发方式。要调整劳动力转移培训政策，至少在贫困县可将目前由不同部门实施的就业培训和农业产业化的资金和项目整合起来。同时，设计并实施“小农支持计划”。针对具有劳动能力但既没有一人从事稳定的非农就业也没有成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的农户，设计可使他们受益的金融、技术、信息服务、家计管理、组织支持和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帮助这类小农将小而全的低效农户经济转变为小而较专的高效农户经济。此外，建立公共项目和公共政策的贫困影响评价制度，确保公共项目和公共政策的实施不损害贫困人口的利益或者能够获得必要的补偿。

　　———要努力满足贫困农户和贫困地区信贷需求。全面改革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将扶贫贷款和贴息资金直接管理权限下放到省；在中西部地区扩大乡村银行试点范围，鼓励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到贫困地区成立贷款公司；积极探索贫困地区农业保险的方式和途径等。

　　———2007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7.6亿千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1%，分别是1978年的63.3倍和2.1倍。

　　———经济作物发展迅速，棉花、油料、糖料的产量分别增幅达251%、392%和411%。养殖业发展迅速，2007年，肉类、奶类和水产品产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7倍、36倍和9倍。

　　———2007年底，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17万个，带动农户9511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8.4%，年户均增收1649元。

　　———从2000年至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累计达3000多亿元。2007年农村建设和支援农业的总支出达到4318亿元，比上年增加512亿元。2008年，按初步估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总额将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2006年取消农业税，减轻全国农民1335亿元的负担。

　　———全面建立向“三农”倾斜的公共财政分配体制，承诺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财政增量支出，至少70％用于农村，国债资金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