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当下农村人口城市迁移的浪潮中，女性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一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加明显。本文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新生代女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呈现出复杂性，无论经济、社会或心理层面，还都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为此，应建立健全新生代女农民工工作保障体系，加强对新生代女农民工的就业指导，开展新生代女农民工心理咨询与服务，推动其适应城市生活。

　　■ 曹卫国

　　在当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浪潮中，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男性在流动人口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女性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一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中更加明显。

　　女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数量的日益增多与中国女性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及产业结构调整密不可分。伴随着城市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大城市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激增。此外，家庭式迁移方式日益显现，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农村女性劳动力选择到城市就业，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新生代女农民工在大都市的适应状况，关系到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大局，也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依托北京团市委在北京开展的“北京市非京籍务工人员发展状况”调研数据展开研究。该调研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北京市的17个区（县）抽取56个街道进行调查，共产生有效样本7268份，其中男性农民工样本3580份，女性农民工样本3593份（另有95个样本性别数据缺失）。

　　新生代女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不高

　　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状况、心理认同状况及居留意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整体来看，新生代女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存在疏离感，社会融入度不高。

　　——个人特征方面，新生代女农民工与新生代男农民工相比，存在诸多不同。同男性相比，在京女性劳动力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更小，更倾向于近距离迁移，表现为来自中东部省份的劳动力数量要远多于西部，而且女性中已婚比例更高。

　　——从经济层面看，新生代女农民工大多可以找到就业机会，但就业层次较低。新生代女农民工大多能够找到谋生的工作与手段，有相当比例的人就职于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生活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工作简单、重复性的非技术性行业，这些行业不仅脏、乱、差、累、苦、危险，而且劳动强度大，且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假期休息。尽管月工资收入比迁移之前有较大提高，但是面对城市里的高消费，较低的收入使其消费停留在满足衣食住行的水平上，每月的结余极为有限，所以这个群体在城市生活中仍属于偏下水平。整体看来，这些外来人员对工作的满意度不是很高，在经济层面的适应程度并不高。

　　——从社会层面上看，新生代女农民工社会交往依然局限于同质群体和初级社会关系，适应城市社会的能力有限。无论是男农民工还是女农民工，其日常生活的交往都局限于同乡、同事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她（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和以“我”为中心来构造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业余生活贫乏，看书、进修学习等活动较少，休闲方式停留在自我娱乐与内部消磨时光的阶段，无论是休闲消费还是居住消费都奉行节约的原则。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文化适应方面仍然无法避免明显的封闭性、有限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体现在，女性交往的当地朋友更多，交往朋友异质性略高于男性，社区活动参与性低于男性，对社团组织活动、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似乎也很有限，但是她们对于志愿活动的兴趣要高于男性。这表明女农民工在社会层面适应城市社会的能力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