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安徽农村视察时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这一精辟论断，言简意赅地明确了我国“三农”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把以往“三农”发展的抽象概念和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种种误识，拨正为看得见、摸得着、接地气的务实行动，引导我国“三农”现代化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经多年研发积累的农业绿色科技（含管理）创新成果已居国际一流，足以解决农业现存各类问题，使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主要受农业生产体制与传统产业结构的制约，绿色科技成果难以全面普及转化为生产力，因而农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资源利用和劳动生产率、化学污染重、产品成本高、农民收入少、农村建设滞后以及十大农产品（粮、棉、油、糖、豆、肉、奶、毛、皮、饲）自给率下降、进口量逐增等状况，未能根本改变，以致一直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并由此影响到国计民生的稳定持续发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主题。笔者认为，文件指出当前农业供给侧存在的供求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持续增收乏力等问题，以及增产量与升质量、成本升与价格低、库存高与销售滞、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归结起来都在于个体小型分散的农业体制和单一经营第一产业的传统产业结构，制约着各生产要素的科学发展，特别是制约着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新动能潜力的发挥。由此影响到绿色科技普及、资源优化利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国品竞争力增强。因此“三农”要达到强、富、美，就需从抓主要矛盾入手，突破重点，盘活全局。

　　依据我国“三农”现势和农民人口多、土地资源少的基本国情，实现“三农”必须强、富、美，不是搬套外国模式，而是要深化改革农业生产体制和产业结构，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大力推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绿色科技全面普及发展，由此开创“三农”创新发展局面。

　　邓小平在论农业体制改革时（1990年）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文选》3卷355页）这一预见，完全符合国情实际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是当前农业体制深化改革的指针。

　　钱学森在论述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结构创新时（1984—2000年期间）指出：随着世界信息、生物等新科技发展，我国要迎接人类历史上第六次（大农业）产业革命，发展以生物创新科技为主体，含一切现代科技在内的知识密集型农产业、林产业、草（牧）产业、沙产业、海产业等新兴产业。并建议中央在发展新兴产业时，一开始就搞产业化，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一、二、三产业相结合，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三产连销增值，达到农民进小康，农村由此发展为新型小城镇，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李毓堂编著：《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与实践》，农业出版社）。这一论述为中国特色“三农”现代化指出了科学发展战略。

　　笔者于1982年后的十多年里，具体主持农业部在全国八省区十多个县（旗）开展的草地牧业综合发展现代化试点中，为探索适合国情的农（牧）业现代化途径，从改革农业体制和产业结构入手，用系统工程方式，发展以家庭农（牧）场为基础，企业为龙头、农（牧）、工、商一体化的新经济联合体。运行中实行种植、养殖、加工结合，生产、科研、培训结合，农（牧）、工、商结合三个“三结合”方针，采取体制、结构、技术、经营、管理五项改革措施，以求达到发展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现代经济目标。

　　试点大都取得产值倍增、农（牧）民致富、地区繁荣的成效，深受农牧民欢迎，得到来视察的中央、各省区领导人普遍赞评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的肯定，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实践证明，以深化改革农业体制和产业结构推动农业现代化，是非常有效和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时我国农业正如邓小平预见和钱学森论述，既面临全面普及绿色科技的迫切需要，又面临必须保障社会健康食品供给、国土生态安全、农民增产致富、城乡平衡发展和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生产社会化迫切需要；因而启动农业体制“二次飞跃”和产业结构改革及开展第六次（大农业）产业革命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应当提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实现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作者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专委会名誉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所特聘专家、英国皇家联盟科学院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