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探究

摘 要：在村庄熟人社会中，能力、人品和人缘是衡量主体是否具备“面子”的条件，日常生活中长期的人情互动是“面子”生成的基础，家庭则构成“面子”运行的基本动力。“面子”与主体内在属性紧密相关，呈现出较强的伦理性、社会性和较弱的策略性、表演性。“面子”的分化形成了村庄社会分层和村庄权威结构，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层次不同、形态各异的权力运作机制，表现为“统合——孤立”机制、“转化——平衡”机制和“渗透——规训”机制，从而促进了村庄公共秩序、社会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的再生产。然而，市场化逐渐导致“面子”的物化，“面子”逐渐脱嵌于主体的“做人”实践，伴随着“面子”竞争的失控，熟人社会渐趋解体。

关键词：“面子”；熟人社会；再生产；人情；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有“讲面子”，“爱面子”等说法，这些日常话语折射出“面子”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面子”虽然是一种跨文化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人的“面子”因其植根的社会文化模式的差异而具有自身的特色。总体来看，学界对“面子”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面子”的内涵和性质，二是“面子”的运作与功能。

学者对于“面子”的定义主要有两条脉络。一种观点强调，“面子”是一种心理建构，是个体的良好自我形象[1]；另一种观点强调“面子”是一种社会建构[2]。两种观点虽然遵循不同的进路，但都突出了“面子”的“社会取向”[3]，并在“面子”作为“互动情境的产物”这一点上达成了基本共识[4]。一定意义上，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面子”的形式互动，凸显了其关系性内涵。

对“面子”功能及其运作的研究主要较多受到社会交换理论的影响。“面子”与人情、关系具有密切关联，且构成了中国人“权力游戏”施展的社会机制[5]，并最终服务于关系的连接和权力的再生产[6]。作为社会关系中的流动性资源，“面子”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情化了，成为中国社会中权力非正式运行的重要纽带。权力主体通过“面子”的运作，将其资源转化为人情，形成他人对权力主体的依附，进而实现了权力再生产。这就形成了“权力——面子——人情”的阐释进路，由于对权力主体的设定，导致了“面子”工具化为人情社会的潜规则资源。

由此可见，既有研究虽然启发了对“面子”的学理认识，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因脱离了熟人社会，“面子”被放置在形式化和片段化的互动情境中，并聚焦于“面子”运作的表演性、策略性和流动性，相对忽视了“面子”的伦理性、规范性和稳定性。事实上，熟人社会是“面子”生成和运作的社会基础，熟人社会中的“面子”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价值性。[7]同时，“面子”的价值性又是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的重要支撑。因此，熟人社会既是作为“面子”运作的场域，“面子”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再生产了熟人社会秩序。

按照费孝通的说法，稳定和静态的乡土社会表现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和规范的支撑下，形成了“长老统治”的权力格局，进而维系着乡土社会的地方性规范。[8]费孝通所勾勒的这幅乡土中国的画面具有结构化的理想型色彩。在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冲击之下，乡土中国正处于“去结构化”的大转型之中。仅立足于静态的血缘结构不足以理解农村熟人社会秩序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作为嵌入在熟人社会中的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面子”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试图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理解“面子”之于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意义。不同于“权力——面子——人情”的研究进路，本文将遵循“人情——面子——权力”的研究进路。在前者的研究视域中，因为最初设定了作为资源分配者的权力主体和资源稀缺的权力对象，在这个模型中的面子与人情便被抽离了经验而抽象化和形式化，人情成为“权力游戏”运行的载体。与此不同，笔者认为，为了理解面子机制何以构造熟人社会的秩序，需要首先对“面子”本身进行构造主义的解释，强调向村庄日常生活的还原，理解“面子”在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基础与生成逻辑，进而理解“面子”的运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人情——面子——权力”的链条构成了“做人之道”实践过程，因而是一个的动态的、持续的和可积累的过程，它凸显了“面子”的生成性和生产性。“面子”以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互动和做人实践为基础，在长期的村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面子”主导的村庄社会分层，以此为基础，“面子”运作的权力机制在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从而实现了熟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二、“面子”的内涵、基础与动力

1.“面子”的实践内涵

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对于“面子”有着自己一套朴素的看法：

还是做好人，才有“面子”。人不就这样！你自己的房子盖的再好，有什么“面子”呢？做人不好，照样没“面子”。有“面子”的人，是那些办事能力好，人缘好的，平常好帮助人的。

“面子”和“面子”不一样，有的是实实在在的“面子”，有的是虚假的“面子”。人家不歧视你，尊重你，就是有“面子”。你不中，别人见面还很客气，这是虚“面子”。没“面子”，就是跟别人不接触，不交流，也不互相帮忙。

不要“面子”的，以个人为中心，做事不讲规矩，不考虑别人感受，不顾大局。

不管什么事，你得前思后想，合理合情……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面子”，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要面子”不同于“给面子”。

以上这些关于“面子”的话语来自于笔者在山东、河南等地村庄调研所搜集的田野材料。从以上农民朴素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在一个村庄熟人社会中，“面子”来自于他人的给予，自己争来的“面子”不算真正的“面子”。结合熟人社会中的“面子”观，笔者认为，有“面子”需要满足三个基本要素：能力，人品和人缘。在“面子”的三要素中，能力意味着会说话，能办事，掌握着村庄中的稀缺资源，体现了主体的资源和权力属性；人品意味着公正公道，讲原则，体现了主体的道德伦理属性；人缘意味着会处关系，会与人打交道，体现了主体的社会属性。其中，能力是基础，但必须通过“关系”表达，即主体所掌握的能力和资源需要外化为村民的福利，与村民产生关联。人品则约束和限制着关系表达的路径和方式。上述任何一个条件的缺乏，都不构成“有“面子””的标准。仅仅是有能力和资源，可能受到人们当面的恭维，但不算有“面子”；仅仅是有人品，则只能算是“老好人”；仅仅依靠人缘，没有能力，没有原则，“没有质量和姿态”，四面逢迎、巴结，也难以受到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获得所谓的“日常权威”。 在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中，无所谓“面子”与“里子”的差异，但却有“真面子”和“假面子”的区分，“假面子”指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相互的妥协当然也具有社会性，但因为无关于村庄社会规范和原则，因此缺乏伦理性。

由此可见，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是社会性和伦理性的统一，这样一种“面子”，本文称之为“实体性面子”，它强调了“面子”的公共性内核和“面子”的自我规范性。实体性面子因而与关系性面子形成了显著差异。因此，实体性“面子”之有无，实际上主要依赖于“面子”互动的主体而非互动的过程，互动只是人情运作和“面子”积累的手段。“实体性面子”具有“属人”的特性：“面子”不是基于主体拥有的某种外在的符号或者某种资源，而是主体的一种内在属性。当然，这些属性既非源自于先天的禀赋，也不是一种“自我心像”，而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获得和实现的。具体来说，在熟人社会中，“面子”不会因为特定的形式化的社会互动而生成，而是源于人情互动的长期积累。“面子”的生成实际上也是主体在熟人社会中自我实现的过程。

当然，在一些农村地区的“面子”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例如，在江浙一带的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某些村庄，办酒席的规模、档次和排场成为“面子”竞争的焦点。在这种情势下，内在于主体属性的“面子”三要素不仅被化约为能力，而且进一步异化为能力的物化形态和外在表现——资源量的多少[9]，村庄中“面子”的运行机制由此改变。

2.“面子”的生成基础

既有研究在讨论“面子”的运作时，并未能充分讨论“面子”本身的生产和来源问题，“面子”往往被视为短暂、变动的情境性产物[10]，忽视了人情之于“面子”的意义：人情要么被视为与“面子”并存的文化现象，构成关系运作的规则，要么被视为“面子”的资源化。事实上，单薄的互动情境和关系网络难以提供“面子”运作的基础，“面子”只有放置在具有历史厚度和社会广度的熟人社会中才能呈现其真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

村庄社会中的人情交往是一个人获得能力、人品和人缘的基础。所谓做人，指的是农民以人情互动为基本形式的村庄交往实践。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一种规范，如“讲人情”，也是一种实践，即“做人”。熟人社会的交往具有长久预期性和低度选择性，遵循着“报”的逻辑。[11]“报”是一个持续往返的动态过程，从任意时间截面来看，人情交往必然存在着盈亏，这意味着熟人社会内长期存在着“未了的人情”。人情可进一步区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两种形式：前者指的是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帮工互助、相互走动或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它具有弥散性，人情的返还并不限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后者则可以视为日常性人情在特定的仪式性时间节点里的集中表达和呈现。目前，一些研究较多关注的是仪式性人情之于“面子”的表达性意义，而忽视了日常性人情之于“面子”的生成性意义。本文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日常性人情”。

事实上，人缘、能力、人品等“面子”要素的积累和沉淀均发生于持续、零碎的做人实践中，村庄成员只有积极参与村庄社会生活，不怕吃亏，愿意付出，积极帮助他人，才能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人品，也才能积累广泛深入的人缘。人缘的获得并不是遵循纯粹的“关系主义”的行动后果，而是村庄成员主体性的人情参与之产物。人情的长期性付出由此逐渐升华和转化为主体的“面子”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情的付出越多，自己越是处于亏损的地位，则越是有“面子”。

3.“面子”的运行动力

家庭，人伦之始也。家庭是农民基本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它不仅是农民日常生活展开的载体，而且是其“生命价值”之实现的载体[12]，这集中表现为“家和万事兴”的秩序期待和“传宗接代”的意义期待。然而，除了家庭的生活性和神圣性之外，家庭还具有社区性。这意味着家庭并不是一个自足和封闭的单位，而是时刻受到村庄规范和外部力量的影响。虽然“面子”的积累和获得主要发生在家庭之外的社会交往层面，但是，家庭可谓“面子”运作最基本的参照群体。家庭内部的伦理要求和行为规范也影响着“面子”行为的目标和动力。人们的社会交往本质上以家庭成员的身份进行，因而也代表着一个家庭在村庄中的名誉和地位。成家，是一个人成为合格与完整的村庄成员的基本条件，而没有成家的“光棍”的村庄社区参与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边缘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参与村庄社会交往以及由此获得的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其归宿仍然是家庭。家庭作为人伦之始，是农民在村庄的立身之本。在这个意义上，“面子”行为便不仅仅是基于自身利益权衡的个体性行为，“面子”的运行不仅具有策略性，而且具有伦理性，伦理的厚度意味着“面子”不是个体可以随意操纵的资源或者工具，而是具有自身的运行规范和实践逻辑，因此，家庭人伦构成“面子”运行的动力基础。

三、“面子”的分化与村庄社会分层

1.“面子”的等级结构

“差序格局”将熟人社会描述为以“我”为中心的同心圆状的分布格局，基于此形成了“内外有别”的行动逻辑[13]。阎云翔进一步认为，“差序格局”不仅是平面化的，而且是有差等的[14]。“差序格局”实际上设定了个体与同一圈层成员之间的均质化关系。但是，在血缘关系主导的结构性圈层差异之外，还存在着“面子”主导的村庄社会分层。

村庄社会分层是“面子”竞争和“面子”分化的产物。村庄社会内部虽然可能根据资源掌控数量的多少产生经济分层，但是，在一个相对稳定和传统的熟人社会中，资源优势本身并不构成衡量个体身份的绝对标准，相反，一个人拥有的资源优势必须通过“人情”运作才能转化为合乎地方性规范的阶层地位。由此可见，社会性嵌入机制扭转了经济分层的分裂效应，主导了村庄秩序的动力结构和权力机制。

在面子机制中，对所有参与者具有第一重要性的，不是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去监督和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而是在维护整个交往的等级秩序的同时，争取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在这个等级秩序上能够占据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15]因此，“面子”的规范性要求并不意味着村庄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有“面子”的人，在熟人社会的长期交往中，人情往返、礼尚往来的均衡性是一种理想状态，不同主体因为资质、资源、机遇等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人情互动中“社会能力”的差异，从而决定了村庄社区象征地位的差异[16]：一部分人成为人情的“债权人”，一部分人成为“债务人”，还有一部分人成为村庄人情互动之外的边缘人。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的“面子”竞争形成了村庄社会中的“面子”等级结构，并表现为由“面子”主导的村庄社会分层。

（1）上层。这部分人同时具备“面子”的三个条件，即能力，人品和关系。在村庄生活中往往成为他人请托的对象，因而成为日常性人情往来的“债权人”，随着“债权”的积累而逐渐位于“面子”等级结构的上层，属于村庄中最有“面子”的少数群体。例如，在山东张村，600人左右的村庄，但村民公认的有“面子”的人只有13人。这些人实际上是村庄中的精英人物。在河南李村，这样的人因为往往是村庄中红白事的主持人，当地人习惯性地将这种人称之为“老总”。“老总”与血缘结构并无直接关联，血缘关系网络的大小强弱与能否成为“老总”并不具有必然的相关性。这些精英人物因其日常性人情参与范围更大，因而是村庄人情往来的焦点和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凭借着其节点地位，处于“面子”等级结构上层的精英人物在村庄中具有了公共性地位，并主导着村庄社会关系的建构：他们广泛而主动地介入村庄公共生活，在积累“面子”的同时，也活跃和更新着村庄社会关联。

（2）中层。与上层相比，中层的“面子”等级在村庄中并不凸显，由于资质、意愿或能力所限，他们并不完整地具备“面子”的三个要素，或者这三个要素在他们身上表现的较为一般，但是，中层对“面子”的内涵具有基本的认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同样参与村庄中的人情往来，但不是活跃在村庄前台的人物。在与上层的人情互动中，中层是处于亏欠者的地位，人情上的亏欠导致了中层对上层的依附性，表现为对上层的权威认同。但在其层级内部，中层则尽可能维系着他们之间的长期性人情均衡，例如平时的人情往来和互帮互助。相对于上层精英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中层偏向于保守，在村庄交往中多遵循“不得罪人”的行动逻辑和“吃亏是福”的人生哲学，并表现为“随大流”的社会心态，这构成了中层的“面子”行为逻辑。

（3）下层。下层是不具有“面子”的人：这些人的能力不一定差，甚至能力强，有手腕，但因为不讲道德原则，不积极参与村庄人情互动。因此，在村庄中，他们做不起人，抬不起头，不能获得其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尊重。一般来讲，下层也是村庄中的少数。在河南周口，这种人被称为“赖人”，在一些南方村庄，这种人被称为“滑稽人”。这些词汇形象的表明了下层在村庄中的边缘处境。边缘是相对于村庄社会的主流规范而言的，实际上，这些人也可能形成村庄内部的亚文化，从而建构服务于其自身的评价体系。血缘结构对于边缘人固然可能具有一定的吸纳保护机制[17]，但在村庄社会层面，边缘人往往受到村庄主流文化规范的排斥和孤立，在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熟人社会内部，上层主导、中层跟从的“面子”等级结构可以有效抑制边缘人的负面行为和消极影响对熟人社会的侵蚀。但要注意的是，下层是熟人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力量，乡土社会的转型为边缘人“时势权力”的崛起创造了机会。[18]

2.村庄权威结构

欧文·戈夫曼认为，主体在特定互动情境中的印象整饰可以改变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达到改变自身处境的目的。[19]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主观的‘面子’”与“客观的‘面子’”[20]之别，进而为““面子”功夫”和“面子”竞争提供了空间。与此不同，熟人社会中的做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与私之间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可能性抑制了“面子功夫”的表演性和“面子”竞争的激烈性，“面子”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个人日常生活真实的自我呈现。“面子”对自我的呈现，意味着“面子”等级也成为“人”的等级在熟人社会中的标志。由此，熟人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异不仅表现为血缘关系的远近，而且表现为“成人”之差异，从而形成了熟人社会的非均质结构，其内部的做人之等级为村庄权威结构提供了基础。

由“面子”的分化所形成的村庄社会分层显然不同于阶层分化的逻辑。阶层分化是资源稀缺条件下村庄成员之间竞争的后果，可能导致阶层内部的闭合和阶层之间的疏离，在这种情况下，富人的资源固然可以转化为一种权力，但却不一定转化为权威。与此不同，“面子”分层是随着日常生活展开的自然而然的分化过程，“面子”的获得恰恰建立在人情让渡而非资源竞争的基础之上，前者是社会取向而后者是个人取向。因此，“面子”等级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较大的包容性和适度的流动性，一部分人随着阅历的积累和增加，有可能进入中层或者上层，一部分人也可能因为某些事件或者变故而进入中层甚至下层。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的社会分层提供了一套农民自我实现的结构载体，孕育了聚焦于做人的“面子”竞争。这样的“面子”竞争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嵌入在伦理规范之中并再生产这些伦理规范。“做人”的地方性共识主导了村庄的评价体系，由此形成了由边缘到核心、由下层到上层的向心力，并积累而成为一种“势能”，从而塑造和维系着以“做人”为核心、以“面子”为载体的熟人社会规范。由此，“面子”的等级结构实际上转化为村庄的权威结构，“面子”越大，也越是有威信，有权威。权威不同于权力，他来自于他人的认同。权威结构不仅通过上层精英人物的行动逻辑而体现，而且通过中层维护自己“面子”的行为而得到承认和表达。

四、“面子”的运作与熟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如上所述，“面子”以熟人社会为基础，且“面子”的运作产生了熟人社会内部的社会性分层。但是，以“做人”为导向的“面子”竞争并未撕裂村庄社会，反而不断再生产着村庄秩序。“面子”的运作不仅发生在层级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各层级内部。以“面子”等级结构和村庄权威结构为基础形成了“面子”运作的权力机制。在此，“权力”形式上虽具有交换性色彩，但权力的运作方式和目标指向显然难以从“社会交换”的理性过程获得充分说明。为了进一步阐释“面子”之于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意义，笔者将主要从熟人社会的村庄公共秩序、社会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等三个层次切入，揭示面子运行的三种权力机制，即“统合——孤立”机制、“转化——激励”机制和“渗透——规训”机制。具体逻辑关系和结构如下图所示：

1.村庄公共秩序再生产

在“面子”等级结构中，无论是就能力、品行还是关系，上层在熟人社会中都居于主导性地位。精英人物的身份来自于他们广泛而深入的参与村庄生活之中，并与村民广泛地发生日常性人情互动，居于“面子”中间等级的人则逐渐成为人情的亏欠者。上层在实现“面子”积累的同时逐渐成为村庄公共秩序维系之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位置赋予了其公共性身份和统合型权力，从而形成以上层为中心的关系聚焦效应，人们通过与这些村庄精英之间的人情关联而超越了人情交往的私人性和狭隘性。在这种情势下，下层边缘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逻辑受到村庄舆论的压制，缺乏公共化的表达机会。因此，在上层、中层和下层之间的“面子”互动中，以上层为中心的“统合——孤立”机制表现为对中层的凝聚、整合和对下层的排斥、孤立，从而维护了村庄秩序的原则和底线。

具体来看，上层“面子”行为的公共性表现在诸如红白事等仪式性场合，也表现在村庄纠纷等冲突性事件的调解方面。在全国各地农村的调研发现，农村红白事等仪式场合中的主持者一般是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物，因为涉及帮工的任务安排以及仪式过程的引导，要求主事者必须有一定的威望。上层人物的在场和主持，中层便不得不给他“面子”，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因为中层对精英人物存在人情亏欠，给他们“面子”相当于一种人情返还，这样中层自己也才有“面子”；其次，考虑到未来对精英人物依赖的可能性，也不能不给他们“面子”；再次，精英人物的“面子”和威望本身在村庄中形成了感召力和动员力，“别人都尊重，你为何不尊重？”此时，对个人私利的坚持将导致中层自身“面子”的损失。在纠纷调解中，其遵循的逻辑也有类似之处：精英作为第三方介入，冲突双方往往都与该精英存在人情亏欠，在这种情境下，给精英人物以“面子”就具有了“报”的属性，从而也维护了当事人自己的“面子”。一次成功的调解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面子”运作，如此一来，纠纷双方固守的利益边界通过向精英开放，而获得了利益协调的空间和渠道。因此，中层对面子的趋从和认同形成了以精英为中心对中层的整合，精英人物以特定的仪式性场合或事件为契机，实现对熟人社会的统合。

处于不同“面子”等级的村庄成员之间的“面子”互动，虽然以看似私人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面子”互动的内核则是基本的人伦和人情规范，即农民眼中的“理”。在山东张村农民看来：“理”只有一个，这是村庄中的“公理”。村庄精英人物在调解时，一定要讲理，“把姿态摆正，把理占住了。这样，得罪人了也不怕”。在这个意义上，“面子”的运作实际上是“面子”的公共性和规范性借助人情互动的网络而更为细密地渗入农民日常生活的过程，从而再生产着村庄的公共秩序。一旦把“理”占住了，下层的行为便难以形成对“面子”等级结构的冲击，也就难以侵蚀熟人社会秩序。

2.社会交往秩序再生产

相对于村庄的仪式性或事件性等场合，熟人社会的交往秩序属于更为日常化的层面。“面子”之于交往秩序再生产的意义主要发生在“面子”层级内部。作为熟人社会的主体，中层遵循的最重要的交往逻辑是“施报平衡”的原则，并表现为“互相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施报平衡是如何可能的？

事实上，单纯从人情交换的角度并不足以理解熟人社会的人情平衡机制。特定的人情交换片段既是情境性的，也是私人性的，并且存在相互的增益和亏损。那么，这些建立在私人性基础上的人情交换的累积和叠加如何形成熟人社会内部的普遍性平衡并长期维持？对此，王德福提出了“结人缘”这一熟人社会的交往之道，认为每个人在参与社会交往时不仅考虑到与具体对象相关的行为策略，还要顾及整个熟人社会的存在。[21]这个解释无疑是富有启发的，但并没有点明和解释个体之所以“顾及”的心理动力。

笔者以为，结人缘的交往之道始于人们对“面子”的追求、积累和维护。在“面子”的“转化——激励”的权力机制作用之下，人情互动中自我的“亏损”可以转化为自身的“面子”，从而对交往过程中利益相对“受损”的一方形成激励和弥补。“转化——激励”机制突出的是人情“面子”化的共时性维度。村庄中的仪式性场合是村庄成员“面子”的集中呈现，农民办酒席之所以不在乎盈亏的原因在于，红白事来人越多，主家越觉得有“面子”，仪式性的开支花费转化为自身的“面子”增量；对于参与酒席的客人而言，人情费用（“随礼”）的支出也转化为自身的“面子”增量。当然，在农村也有个别的人因平时不会做人，不好相处，不愿意给他人帮忙，以至于在家里有人去世之后却连“丧夫”都无法凑齐，成为整个村庄的笑话，为了一时的私利而大大地丢了“面子”。

因此，“面子”的生成虽然源于人情互动，但面子的运作具有独立于人情的动力机制。在“面子”缺失的情况下，村庄社会交往就可能沦为单纯的资源交换，人情往来蜕化为利益竞争，熟人社会的交往可能陷入交换失衡和竞争失控之状态。[22]“面子”的“转化——激励”机制使得人情交往超越了私人性和工具性，从而约束了村庄社会中私人利益的膨胀。正所谓，“吃亏是福”，社会交往中的亏损最终可以通过转化为自身的“面子”增量而得以弥补。因此，人们在交往中之所以愿意承受一时一地的亏损，不仅建立在对熟人社会的长远预期和未来回报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亏损”本身所蕴含的“面子”生成这一机制之上，这是一种共时性的转化平衡机制。

3.家庭生活秩序再生产

“面子”的运行虽然在家庭之外，不过，既然家庭是“面子”的人伦基础，“面子”的运作及其权力效应必然进入家庭之中。家庭的社区性不仅意味着村庄文化网络和社会结构对家庭建构的影响[23]，而且也涉及家庭秩序对于村庄社会秩序的作用。农村中常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但在实际的村落生活中，“家丑”却常常外扬，家庭内部各种复杂的关系及其事件能够在村庄场域中戏剧化地表现出来，譬如通过吵架、骂街甚至打架等方式戏剧化为村庄公共事件。因此，作为熟人社会的基础结构，家庭秩序的稳定性关系到熟人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家庭生活在“过日子”的过程之中展开。但“过日子”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贯穿着以冲突、斗争为形式的权力游戏。[24]家庭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家庭生活的秩序不仅受到家庭政治的影响，而且也受到“面子”的影响。“面子”既以家庭人伦为基础和归宿，也镶嵌在人情互动的过程中，因而勾连了家庭和村庄。因此，村庄层面的“面子”等级结构所蕴含的“面子”压力也会渗透进入家庭，而家庭内部事件外部化的潜在可能，始终对家庭成员形成压力。一旦外部化，整个家庭的“面子”就会受损，在村庄的“面子”分层和评价体系中，家庭所有成员都会受到牵连。因此，“面子”压力对家庭的渗透规训着家庭内部的行为模式，调试着家庭内部的关系，防止家庭矛盾的扩大化，此即所谓“渗透——规训”的权力机制。事实上，一个有“面子”的精英人物，如果在处理家庭关系时都是失败的，则其“面子”和权威一定大受影响。在河南李村，一些精英人物甚至可能因为忍受不了老年阶段家庭关系的失败而走向自杀。因此，在“面子”的“渗透——规训”机制下，预防和及时化解家庭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纠纷，维护和恢复家庭人伦的秩序，并尽可能阻止家庭矛盾对村庄秩序的冲击，成为农民“过日子”的基本原则。

4、“面子”的秩序再生产机制

透过面子的运行机制，熟人社会不仅体现为面子主导的社会性分层，而且展现了熟人社会秩序的三个层次，即公共性、交往性和生活性。事实上，公共秩序、交往秩序和生活秩序统一在熟人社会秩序之中，体现了熟人社会秩序的立体性。“面子”的“统合——孤立”机制、“转化——平衡”机制和“渗透——规训”机制构成了面子运行机制的三个面向。这三种机制虽然涉及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向度，但是均共同指向了村庄社会的整合。从“面子”的整合效应来看，熟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无疑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涉及纵向结构层次的整合，而且涉及横向交往层面的均衡，最后还涉及家庭与村庄社会之间的制衡。熟人社会秩序机制的复杂性也再次说明，我们需要从血缘主导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生成的范式中超越出来，即不能仅仅将村落熟人社会视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发生学产物，而是要将熟人社会拉回到分析的中心，在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中理解熟人社会的秩序再生产机制。

在我们的分析中，家庭虽然为“面子”的运行注入了动力，但是“面子”在村庄社会中表现出了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并且最终也反馈到家庭生活秩序。由此可见，“面子”嵌入于熟人社会中，并在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动过程中持续生成并逐渐分化，“面子”也因此获得了再生产熟人社会秩序的资源。“面子”既源于人情的长期积累，同时，“面子”的运行又将人情互动嵌入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从而软化了权力互动中的利益刚性和利益博弈的色彩，弱化了权力主体的私人性和权力互动的即时性。在这个意义上，以“面子”为媒介，日常性、片段性和狭隘性的日常人情互动被转化为仪式性、整合性和公共性的微观权力实践。

这就形成了“人情——面子——权力”的逻辑链条。在两条的两端，“面子”分别通过“人情”和“权力”而与熟人社会发生关联：“面子”依托人情而熟人社会中汲取资源，同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再生产熟人社会的权力。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面子”是这个循环得以不断更新和延续的核心，且正是熟人社会内部以“面子”为核心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熟人社会秩序的持续再生产。

五、“面子”的异化与熟人社会变迁

在本文中，笔者基于“人情——面子——权力”的框架，论述了“面子”之于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意义。村庄的公共秩序、社会交往秩序和家庭生活秩序，均在“面子”的运行中实现了再生产。熟人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在于“人情——面子——权力”这一链条的紧密性和完整性。但是，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理性主义正在吞噬着“面子”的内涵、基础与动力，打破了“人情——面子——权力”的链条，从而改变了“面子”的运作方式和权力机制。

1.市场化与“面子”之变

第一，“面子”内涵之变。在市场化冲击之下，村庄经济分化逐渐明显，尤其是打工经济极大的改变了村庄经济结构，村庄中逐渐形成以新的标准——财富为中心的经济分化和经济分层。不同于“面子”的社会分层所具有的社会指向和长远预期，经济分层在很大程度上是村庄之外市场力量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个人指向和短期行为取向。在这种情况下，“面子”的内涵发生转化：能力、人品和人缘的三位一体逐渐失衡和瓦解，并日益脱嵌于主体的生活实践：经济资源获得的数量日益成为个体能力的见证，对主体能力的评价脱离了道德性和社会性的约束。换句话说，有钱就有了“面子”，无论钱的获得渠道正当与否，也无论钱是否用于帮助村民。相对于人情导向的“面子”而言，这是一种“物化”[25]的“面子”。

第二，“面子”基础之变。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面子”成为了一种可以自由流动、自由交换的物，成为可以依托关系的连接而具有可传递性的物。人们不再安于长期性的人情往来和人情付出，人缘关系的积累不再必然通过长期的做人实践而实现，长期的人情互动的实践被短暂且理性化的即时性交换关系所取代，也就是说，主体当下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具有了生产“关系”的能力，经济资本实现了向社会资本的转化，并通过富人在村庄中营造的“夸富宴”式的排场集中体现出来。排场与“做人之道”无关，丧失了伦理性评价功能，成为财富炫耀和权力展示的工具，村庄社会关系由此进一步理性化。

第三，“面子”动力之变。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消费主义逐渐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的家计策略由偏重积累向偏重消费转变。家庭日益成为一个消费和生活单位，家庭的声望积累和价值实现的功能不再居于首位，也难以构成对家庭成员行为的有效约束。家庭向社区的开放性逐渐走向闭合，关起门来过日子，不再在乎他人评价，家庭的社区性逐渐弱化。这导致了农民行为的个体化，从而进一步释放了农民“面子”运作的空间。

2.竞争异化与秩序耗散

物化的“面子”夷平了村庄中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品行、人缘等方面的内在差异，“面子”竞争日益通过符号化的方式表达，金钱、汽车、房子等外在符号成为“面子”竞争的聚焦点。“面子”从“别人给的‘面子’”逐渐变为“个人争取的‘面子’”，“面子”和“里子”发生脱离，即使是本身并没有什么资源和条件的农民，也可能通过攀附关系或不切实际的攀比参与激烈的“面子”竞争。物化的“面子”脱离了主体的做人实践而逐渐丧失了内在的规范性，“面子”竞争的内容和形态也随之发生改变。“面子”竞争不再具有规范和价值生产的意义，相反，“面子”竞争行为越来越诉诸于当下，表现为较强的短期性。在一些地方，农民不惜透支未来的家庭收入而满足当下的炫耀性消费和攀比需求，例如不切实际的建房，购车和追求酒席档次。这样的“面子”竞争，既扰乱了村庄的公共秩序和交往秩序，人们变得热衷攀比和精于算计，而且也干扰了家庭生活的自主性。在这种物化的“面子”竞争浪潮中，过日子的生活逻辑发生偏移。

还要注意的是，随着村庄分层标准和评价体系的扰乱和重构，村庄中原属于下层的边缘人可能仅凭其能力优势而俘获市场利益机会，并跃升至村庄经济分层中的上层精英地位，而原来处于“面子”等级结构中的上层精英则有可能沦为新分层体系的中层甚至下层。这一颠覆极大地冲击着熟人社会原有的伦理规范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笑贫不笑娼”也越来越成为农民无奈的认同。

总而言之，市场化逐渐改变和重塑了“面子”的内涵，瓦解了“人情——面子——权力”链条中的良性循环：“面子”不仅失去了源于人情和做人的规范性支撑，而且失去了基于“面子”等级结构而来的权力效能，由此，异化的“面子”不仅丧失了熟人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意义，反而进一步耗散了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和社会资本，熟人社会逐渐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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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发表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