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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娟 贺雪峰:小农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时间:2017-11-10 00:47:45来源:三农中国作者:

小农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王海娟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

摘要:学界从均等分配角度揭示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后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制度合理性,本文尝试从农业生产角度揭示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探究小农经济现代化问题。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后的小农经济采取双层经营体制,集体经济以集体统一经营的方式存在。在不同生产力阶段,集体经济分别以资金整合、地权整合和土地集中的方式,促进小农经济现代化。从集体经济扩大农业经营单位,克服小农经济局限性的角度,中国在资本主义式私人大农场农业、社会主义式集体大农场农业、资本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之外,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第四种农业现代化道路,即社会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中国农业发展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空间,但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使得中国农业发展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式小农家庭农业。

关键词:小农经济;社会主义道路;农业现代化;集体统一经营

一、社会主义道路的延续还是否定?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学界对农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存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一般而言,学界在分配层面将是否采取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均等分配作为农业发展道路的衡量标准[①],在生产层面将是否采取集体规模经营或大规模集体农庄作为农业发展道路的衡量标准。本文讨论小农经济现代化问题,主要从生产层面讨论农业发展的道路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但由于土地改革并没有改变传统社会的小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营形态,农村社会仍然摆脱不了几千年来农民普遍贫困及两极分化的规律。因此对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进行改造成为我国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将个体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分配层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确立了农村土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制度,实现了农业发展的均等分配。在生产层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农业经营方式,形成了社员共同经营土地的“集体经营”制度。

1980年左右家庭承包经营制度[②]改革将集体经营的土地按人均分承包给分散的小农户。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下,家庭承包制又导致了小农经济形态。不过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学界普遍认为土地公有制保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陈锡文,1992)。家庭承包制是一种政治性资源配置制度,农民均等地获得了小块承包地,并且土地禁止买卖保证农民不会因任何原因失去土地。这为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温铁军,2006),使得农民在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并没有“无产化”(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孙新华,2016)。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像印度那样向(资本主义的)富农和无地雇农两级分化,其中关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土地革命的传统及由此产生的均分承包制(黄宗智,2016)。

上述研究从均等分配以及保护弱势农民群体利益的角度揭示了集体经济制度的作用。一些研究者则从更宏大的视野剖析集体经济制度对中国农民和现代化的积极作用,揭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优越性。贺雪峰(2015a)认为平等而稳定的小农经济不仅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为“中国制造”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而且为缺少进城务工就业能力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返乡的保障,为中国最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败的最为庞大的群体提供了底线生存条件,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这种道路优势尤其体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进城农民在农村还有承包地,可以返回农村生活,这种可逆的城市化模式可以避免中国落入“拉美陷阱”(李家祥,2007)。温铁军(2009)指出城市化加速时期始终没有伴随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化,全球发展中人口大国仅中国一例。贺雪峰(2014:45)进一步指出,中国在没有农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化,形成了既不同于欧美日,也不同于亚非拉的第三种类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优势和特色所在。

学界在分配层面肯定了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后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制度优势,但在生产层面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存在。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但土地的占有权和经营使用权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陈锡文,1992)。家庭承包制的实质是集体仅在名义上仍然是农地的所有者,土地的使用权则是在满足国家和集体的税费要求的合约下属于农户所有(周其仁,1995)。不少研究者指出1980年后我国实际上退回到了传统时期个体化的小农经济状态,集体所有制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保障,在生产制度上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意义(赵阳,2007:17)。

在农业生产层面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看似有着事实层面和理论层面的双重支持。在事实层面,1980年以来集体的作用不断弱化,尤其是农业税费的取消以及政策上不允许集体调整土地,集体几乎完全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在理论层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以“个体经济”激励为核心的产权经济理论为转型经济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话语框架,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臧得顺,2012)。在理论研究层面学界不断强调家庭经营的重要性,在实践过程中集体经济不断弱化,让我们产生了集体经济不重要或者集体经济不具有生产功能的认识。

然而,根据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的调查,从农业发展实践来看,质疑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忽视了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已经较为充分地揭示了集体经济制度在分配层面的制度合理性及其“社会主义”性质。本文根据1980年以来的农业发展过程,揭示集体经济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机制及其重要意义,阐释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效率以及促进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制度优势,辨析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本文首先从制度设置角度简要介绍1980年后的农业生产制度以及集体经济的内涵和由来,然后剖析集体经济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及其经济效果,解释集体经济如何以及为何能够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最后讨论我国的农业发展道路及其面临的问题。

二、集体经济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产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土地均分承包导致地块分散细碎、经营规模小的小农经济形态,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事实和基础性前提;二是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相关政策法规对这种农业经营体制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家庭承包经营不是‘分田单干’,集体统一经营也不是‘归大堆’。这两个经营层次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③]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在这个农业经营体制中存在两个农业经营主体,农户保留一部分生产环节,集体承担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的生产环节。由此可以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后的农业经营体制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营,也不是完全的个体家庭经营,而是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按照“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原则的有机结合。“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并不能准确概括这种农业经营方式,更为准确的概括应该是“集体所有、双层经营”。

双层经营体制在维持原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框架下推行农户承包经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是通过土地承包的方式调整农户与集体的经济关系。“承包经营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给予承包人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预期报酬,来实现发包人的经营目标。”(陈甦,1996:88)承包制规定了农民与集体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即土地是集体的公共生产资料,而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只拥有部分使用权和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集体也有占有土地并进行使用的权利,这即是集体所有权的经济功能。集体经济是双层经营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体资产经营,更主要的是集体在集体土地上进行统一经营。从这个角度来看,1980年后的“集体统一经营” [④]层次是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继承、改革和发展(张路雄,1988)。学界一般只注意到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把农户重新变成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却普遍忽视了其对集体经济的延续。

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集体所有、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是中国根据具体国情和农情长久探索的结果。土地改革后我国形成了“农民所有、家庭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由于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仍然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我国在私有制基础上探索“合作经营”方式。但组织起来、提高生产力与个体分散占有土地的生产关系,在发展中成为一种新的矛盾而发生了问题(杜任之,1981)。其中,一个主要的矛盾是农业生产合作与农民自由退出权的问题。一些劳动能力较强和拥有较多生产资料的农民认为自己付出的劳动和投入较多,但获得的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退出农业合作社(老田,2009)。由于土地具有不可移动性,一两户退出合作或者“搭便车”就会彻底瓦解合作[⑤]。由于承认私人财产权及自由退出权利的合作经济遭遇“产权壁垒”,我国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后期进行“所有权革命”(胡靖,2013)。我国将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土地公有制,但与所有制改革一起形成的集体经营体制存在监督难题和激励不足问题(林毅夫,2008:32),直接导致集体农业难以为继。之后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将集体经济的优势和个体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了目前的双层经营体制。经过30多年的探索,我国形成了适合自身经济社会条件的集体经济形式。

这一演变过程揭示了集体所有制与农业经营体制的内在关联。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农民所有、合作经营”体制的失败表明在农业生产环节保留彻底排他性的私人土地产权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合作,需要赋予集体一定的土地经营权利才能发挥集体经济的功能[⑥]。温铁军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土地制度反映的是以集体和农户对农村土地的共同占有为前提,以两权分离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与农户之间如何使用资产的一种产权关系,集体和个体对土地都不拥有完全排他性产权,这是集体和农户个体共同进行某些经营的基础。(温铁军,2005:37)“共有私用”(赵阳,2007:107)观点片面地从农户个体出发,没有认识到集体土地“共有”性质与农业经营的内在关系,也没有认识到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统一经营功能,从而将农业经营体制误认为个体经营体制。

本部分从制度设计层面揭示了双层经营体制和集体经济的内涵,下文将从实践层面论证集体经济的运行逻辑及其经济效果。

三、集体统一经营的实践形式及其经济效果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现代农业已经由资源型产业转变为科学型产业(速水佑次郎、拉担,2014:302),技术投入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成为农业产出增加的主要源泉(舒尔茨,2013:151)。农业技术的有效使用需要与相关生产制度相配套。或言之,农业生产效率取决于农业技术与农业生产制度的有机结合。毛泽东(1977:181)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本部分将剖析集体经济促进农业技术有效使用的内在机制[⑦]。集体经济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本部分的主要目标不在于论证1980年后集体经济实际发挥的经济作用,而是强调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集体经济能够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可以发挥作用。

(一)资金整合与农业公共品供给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小规模分散经营对机械化的负面影响不明显。这个阶段小农经济面临的主要生产问题是水利灌溉等公共品供给问题。在户均不过十亩地,且地块零碎的条件下,农业公共品供给存在较大的外部性。单个农户无法内化公共品收益,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较低。农户合作投资的成本无法按照收益平均分摊到不同农户,容易出现“搭便车”以及交易成本过高问题(桂华,2014)。

农业税费时期的公共品供给不需要占用农民的土地建设公共工程,因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产权调整。这一时期农业公共品供给的主要问题是需要一定的公共资金维系公共工程的运行。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村集体有收取农业税费的权利,通过收取共同生产费将农民分散的资金整合起来,为农民统一提供公共品。农村通过集体经济的资金整合功能,形成了集体公共品供给模式,区别于个体供给模式和国家供给模式。

国家农业税具有强制性,村集体将共同生产费与农业税放在一起收取,增强了村集体收取共同生产费的强制力。由集体统筹农业公用设施的建设和运行,解决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降低了农民间的交易成本。集体公共品供给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土地分散占有条件下小农户的合作难题,提高了电机、泵站、电力、道路等公共工程技术的使用效率,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也促进了以化肥和良种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的使用。20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建立起了健全的工业经济体系和科研机构,为农业发展提供化肥、农药和良种等。化肥和良种等生物技术的大量使用,既依赖于农民投入的积极性,也依赖于水利灌溉等公共品供给条件。一方面,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赋予农民剩余索取权,从而刺激农民投资化肥和良种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集体统一经营维系公共品供给尤其是水利灌溉,使得生物技术得到最大效用的发挥。有研究表明,1995年之前农业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增加化肥使用和采用科学选种以增加产量(黄宗智、高原,2013)。依靠较为有效的水利灌溉等公共品供给,全国各地的农业单产水平跟随化肥投入的增加而相继上升,先后在粮食种植上达到了“饱和产量”(老田,2008)。

林毅夫(2008:80-83)在研究中国1978~1984年的农业发展时分别计算了制度改革与化肥投资的贡献及其比例。实际上化肥等现代技术投资依赖于水利灌溉等公共品供给制度,其与制度因素的贡献比例很难进行清晰区分。从化肥使用来看,农业生产中有“水肥管理”的说法。只有依赖于有效的水利灌溉制度,化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笔者在山西运城市农村调查发现,由于80~90年代水利灌溉条件较差,即便使用了化肥和良种,当地农业产量并没有显著提高;21世纪初由于当地水利灌溉条件改善,使得化肥和良种得到有效使用,小麦产量大幅度提高。有研究者在国际比较研究中也发现,东南亚水稻单产低于东北亚,除了自然条件差异、米价格低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和社会在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不足(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3:124)。如果没有有效的公共品供给体制,不能提供有效的水利灌溉,即使改良品种、增加化肥投入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化肥、良种等生物技术是在集体水利供给方式支持下才促进了我国的农业发展。

(二)地权整合与机械化发展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民家庭劳动力结构性不足以及农业经营主体老龄化为农业机械技术发展提供了空间。根据农业部的数据统计,2015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3%[⑧]。机械化发展构成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小规模分散经营条件下,农业机械化率也许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机械使用效率不一定很高。以日本的农业发展经验为例,日本在1967年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该年全国机耕面积达到66%,其中水稻机耕面积为90%(卢荣善,2007),日本机械化率在很多方面高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但日本农业机械的使用无法实现规模效应,或者根本无法利用效率高的大型技术装备,使日本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李显刚、石敏俊,2001)。这表明,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规模效应的实现,需要以一定的经营规模为前提。因此,这个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以机械化为代表的农业大生产与土地的小规模分散占有相冲突。

根据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在全国农村的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农村地区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创新,在不改变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挥集体产权整合功能,形成利用规模经济要求的生产组织形式,提高机械使用效率。例如,以湖北沙洋县“按户连片”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将农户家庭内部分散的地块调整到一片,解决地权均分所导致的细碎化问题(王海娟、贺雪峰等,2016);以安徽繁昌县“虚拟确权”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将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出去,解决人地分离和地权转移导致的细碎化问题(夏柱智,2014);以江苏射阳县“联耕联种”为代表的制度创新,打破农户间的田埂,将若干农户分散的土地统一耕种和收割,解决小规模经营问题(刘洋、贺雪峰等,2016)。

在这些制度创新中,村集体并没有取消分散的土地使用权,而是将分散的使用权整合起来,以便使用机械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以我们所调查的沙洋县为例,单个农户家庭的土地连片耕种,至少能够将机械化率提高10%、将机械使用效率提高40%。即使不去掉田埂和扩大地块面积,仅仅是将农户分散的地块集中,就能够极大地降低机械行走成本和空行率。耕种相同面积的土地,农户土地连片后,生产投入可以降低1/4,农业投入时间可以减少1/3(贺雪峰,2016)。提高机械使用效率不仅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化解农业生产“老龄化”危机,而且机械使用带来的深翻、精量播种等技术还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从而促进我国农业发展。

主流农业经济理论认为小农经济与规模经营相冲突。但上述制度创新并没有剥夺农民的地权和更换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户分散占有土地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经营规模不一定要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土地规模,可以在土地分散占有的条件下实现服务集中和规模效应。韩长赋》第6期,第89~96页。

杨建华(2008):《社会化小生产:一个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上海经济研究》第7期,第3~19页。

臧得顺(2012):《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第1期,第78~105页。

张红宇(2002):《中国农地调整与使用权流转:几点评论》,《管理世界》第4期,第76~87页。

张路雄(1988):《论双层经营体制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第40~45页。

张路雄(2012):《耕者有其田—中国农地制度的现实与选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张玉林(2011):《“现代化”之后的东亚农业和农村社会》,《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第3期,第1~8页。

赵海(2015):《台湾地区“小地主大佃农”政策解析及探讨》,《农村工作通讯》第8期,第42~44页。

赵阳(2007):《共有与私用》,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赵阳、辛贤主编(2012):《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前沿问题研究》(2009-2010),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周其仁(1995):《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下)》,《管理世界》第4期,第147~155页。


[①] 经典理论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现在人们更宽泛地将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均等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本文采取后一种定义。

[②]这项改革最开始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这个让农民分户经营的制度实际上既不联产,也不对国家再承担除了税费之外的“责任”,因此,中央在农村改革20年后把它修订为“家庭承包经营制”,本文为了论述的一致性也采用这一概念(参见温铁军2005:31)。

[③]1991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④]显然,1980年后的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集体经营模式不同,

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使用“集体统一经营”概念与集体经营概念区分开来。

[⑤] 比如,一个村民组的农户合作修建机耕路。如果有一两户不愿意参与合作,就无法占有他的土地,机耕路就无法修建。同样地,水利合作并不能将农民排斥在水利灌溉体系之外,如果有农户“搭便车”,其他农户的合作也将彻底瓦解。

[⑥]本文区分了农业生产领域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不同。合作经济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或者认为农民享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集体经济建立在公共产权基础上,集体享有(部分)土地经营权利。在农业生产层面,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主要差别是集体是否拥有经营土地的权利。

[⑦]农业技术种类繁多,很难对所有农业技术进行分析。本文重点讨论不同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技术问题,分别是公共品供给问题、农业机械化发展问题以及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实际上,在农业现代化中,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水利化、良种化、化肥化、机械化、规模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对农业生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⑧]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6/01/c_1118971451.htm。

[⑨]台湾地区2008年明确提出了“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目标。实际上东亚地区和国家试图推动所有权买卖促进土地大规模经营失败后,一直以来实施的农业政策都是推动使用权流转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台湾地区只不过是将这一做法明确化。

[⑩]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农业生产附着在土地上,承认私人财产权利及自由退出权的合作经济会遭遇“产权壁垒”,因此无法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由于农资和农产品流通并不固定在土地上,流通领域的合作并不会遭遇“产权壁垒”,因此合作经济可以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在集体经济中集体经济组织有产权整合的权利,可以克服“产权壁垒”,因此可以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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